七大会议结束后,各地根据地的干部纷纷准备返回前线,许多人在途中听闻了日军投降的消息,欢呼声此起彼伏。部分干部接到命令,前往东北执行任务。杨永松作为山东军区的干部,行军途中到达冀鲁豫军区时,收到通知,所有前往山东的部队干部需改道前往东北。这个突如其来的改变,让杨永松感到颇为意外。
当时,山东军区的干部们在7月中旬组成了一个由100余人组成的小队,队伍中不仅有单身的干部,也有带着妻子、儿女甚至孕妇的家庭。杨永松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前线,考虑到有家眷同行,行军路线需要经过根据地,旅途的路程也因此变得更加漫长。途中他们时而行进,时而停歇,需要在沿途防范日军和国民党顽军的袭击。
当他们行进至山西境内时,便得知有许多作战部队开始转向东北,而一些没有接到新命令的部队则继续向山东方向进发。直到抵达冀鲁豫根据地,杨永松才从杨勇司令员口中得知,原计划去山东的干部们全都被调往东北,于是他们才转向北方。
在行军过程中,杨永松的两岁孩子逐渐出现了健康问题,体力不支,病情日益加重。而在队伍中并没有随行的军医,杨永松只能带着妻子焦急地看着孩子的病情恶化。由于担心耽误队伍的行进速度,杨永松决定让队伍继续前行,而他和妻子则停下安置孩子的后事。经过短暂的停留,夫妻俩心情沉痛地继续赶路。为了尽快追上大部队,他们在接下来的行军中每天行进超过100里,最终于11月中旬赶到了锦州。
展开剩余66%如果当时他们没有北上,而是留在山东,或许杨永松的孩子仍然能得到救治。然而,未曾预料到的是,自己在途中失去了孩子,这成了他永远的痛。
在东北,随着各部队的整编,杨永松调任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工作,担任副秘书长,政治部主任是陈正人。在他刚进入岗位不久,谭政从延安抵达,接替了陈正人担任政治部主任。此时,东北民主联军的各项工作逐渐进入正轨,内部的机构也愈发健全。杨永松正忙碌在工作中,然而,这时他的健康问题突如其来。他不仅患上了肝炎,还出现了严重的痢疾症状。这些疾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并不容易治愈,杨永松不得不暂时中断工作,接受休养和治疗。
东北的战火虽然已逐渐平息,但哈尔滨的医疗条件依然较差,而大连则一直在苏方的管控之下,谭政便安排杨永松前往大连休养,以便接受苏方医疗。带着妻子和另一个孩子,他一行人前往大连。由于敌人占领了哈大铁路,他们只能绕道经过朝鲜,并通过海运抵达大连,历时两个月才到达目的地。
到达大连后,杨永松入住了当地的医院,在这里他遇到了不少休养的干部,包括徐海东、张爱萍等。经过一系列的检查,尽管有些病症被查明,但依旧没有完全确认所有病因。在药物和充分休养下,杨永松的身体逐渐恢复。
在大连的几年时间里,杨永松的家庭也发生了变化。他和妻子先后迎来了两个儿子,分别是在1947年和1949年1月出生。与在前线奋勇作战的战友们相比,杨永松在相对安逸的环境中休养生息,但他始终关注着东北的局势,也密切留意着全国其他战场的发展。1949年2月,平津战役结束后,杨永松出院,准备重新投入工作。
抵达沈阳后,他希望能够加入四野工作,上级批准了他的请求。此时,四野的部队经过平津战役的激烈战斗后,正处于全面休整和补充阶段,准备待机南下作战。而杨永松被安排到新成立的战车师担任政治委员。
刚到东北时,杨永松曾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秘书长,这个职位相当重要,至少是师级别的职务。然而,重新被安排到战车师担任政治委员,虽然依旧是师级职务,但他身边的许多老战友都已经得到了提拔。在四野主力南下的时刻,战车师作为机械化部队本应随主力南下作战,但由于南方地形复杂,主要为山地、丘陵和水网稻田等不适宜机械化部队作战的环境,战车师最终被留下待命,未能参与南下的作战。
解放后,战车师编入新成立的装甲部队,杨永松继续担任师副政委和师政委等职务,参与了战车部队的建设与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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